母亲的祝福

母亲的祝福

张明龙

小时候，我喊“妈妈”，比喊“爸爸”顺口，因为我天天能叫妈妈，但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叫爸爸。[①]

我父亲是上海天厨味精厂技师，母亲曾带我到上海跟父亲一起生活，由于她对熙熙攘攘的闹市不习惯，5岁时又把我带回乡下。自此，父母两地分居，我上大学前，一直同母亲和三个妹妹住在三门海游镇下叶村。

母亲1924年生于珠岙镇下桃山村，有个挺雅的名字：周玉聪。当地人对妇女通常不直呼其名，往往以出生地代之。于是，母亲被叫作“下桃山人”。我长大后，人们又叫她“明龙娘”。渐渐地，很少有人知道母亲的真名，有时寄给母亲的信函，得费一番周折才能送达。

母亲信佛敬神。她为我祝福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保佑我儿麻痘清朗，读书快上。”“麻痘清朗”意为身体健壮，免疫力强，不怕疾病侵袭。母亲认为，神佛的保护和帮助，要靠人的行动来实现。据此，她的祝福便很自然地转化为她的行动。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最关注的就是我的身体和学习。

我儿时胃口不佳，纳食量少，个儿长得慢。母亲设法根据我的口味改变食物花样，尽可能使我吃得香，吃得饱。

我不喜欢吃番薯，但喜欢吃番薯加工成的淀粉羹。当时，村里没有加工番薯淀粉的机器，母亲即以土法加工，她拆掉一个旧铁盒子，展开锤平，用铁钉在铁皮上凿出密密麻麻的小孔，把它钉在木板上，利用小孔周围凸起的锯齿状边缘，做成一张番薯粉碎刨。她用手抓住番薯在粉碎刨上来回使劲磨擦，不一会，一块番薯就成了一堆薯酱。磨出的薯酱，再经母亲舀入洗粉篮冲水洗粉，除渣沉淀，去水取出沉淀物晒干研细，便是雪白的淀粉。

母亲还根据一些民间配方，为我做出各种保健食品，如猪脑、枸杞子蒸蛋；三套龙：猪肚里藏鸡，鸡体内填肉和黄芪，以黄酒当水，置文火上慢慢炖熟。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生姜闷糖肉。母亲说我自小耐热怕冷，冬天需补暖祛寒。每年冬至后，母亲就会买来一堆生姜，洗净切片，按1公斤生姜1公斤猪肉250克红糖的比例，一层猪肉一层姜片一层红糖，叠放在大沙锅里烧熟，每天早晨舀出半小碗加热后让我食用，一般连食一二个月。

母亲常说：“人做做活儿会健。”她把劳动作为增强我体质、磨练我毅力的重要手段。我读中学的假期、假日，绝大部分是按母亲吩咐，在山上、田间、地里的劳动中度过。有次邻村一位同学邀我星期天上他家玩，我对他说：“星期天不是我的，是我妈妈的。”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我很快学会了犁地耙田，拔秧插秧，以及播种、施肥、除虫、收割、脱粒等全套农活。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时，生产队把我评为全劳力，底分定到10分。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我上学前，她常带我去请小学老师给父亲写回信。一次，老师正在教生字，母亲抱着我在教室外等候，我用小手抓住窗棂，与小学生一起念。下课，老师提着小黑板走出教室，我见了轻轻念出小黑板上的生字。老师听了非常惊奇，问母亲：“谁教的？”“就刚才跟着学的。”母亲边回答边恳切地问道：“老师，我儿子书读得上吗？”老师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说：“这孩子挺聪明，将来一定会念好书，有出息；有出息的。”我读到小学二年级，母亲就让我按她口述写信给父亲。我记得我写的第一封信很短，没学过的字用画画来代替，其中有一句：“家里一分都没有了。”父亲收到信后马上回信，并寄来一笔钱。母亲见了很高兴，夸赞我说：“孩子，你真行！你比老师还灵呢。”

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别人说她一分钱掰成两半用。但她为我购买学习用品却从不吝啬，我的书包、铅笔盒、钢笔、圆规是班里最好的，墨水也是上海产的“英雄”名牌。有件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母亲腿上生了个疖子，准备到县城医院看看，她顺便问我：“你想买点什么？”我说：“给我买本《小学生字典》。”母亲进城回来把字典交给我时，我问了句：“药呢？”“我上街给你买了字典，钱不多了，就没上医院。”她说着从竹篮里抓起一把匍伏堇鲜草：“这是消肿排脓的草药，自己路上采的，先试试。”30多年过去了，母亲省下买药钱买来的《小学生字典》，我一直珍藏着。对我来说，这本字典的丰富内涵和鞭策力量，是任何书籍都比不上的！

摘自曹荣庆、林才溪、郭金喜等著《一位基层学者的精彩人生》（上册）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43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