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产业的成长与演变

我国古代产业的成长与演变

一、我国古代产业的产生与成长

（一）我国古代产业组织的源头

产业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原始社会，世界各地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些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主，有些以渔业为主，还有些以简单的自然农业为主，这一时期出现的产业，可以统称为农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社会劳动分工。不同的产业组织，是在劳动部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生产综合体。

促使不同产业组织蓬勃兴起的，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之际。我国古代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原先存在的农业和畜牧业以外，涌现出金属加工业、皮革加工业、纺织业、榨油业、酿酒业、制陶业和造船业等新产业，产生了大量手工业劳动者开办的家庭作坊，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活动，打造铜器、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皮衣、皮鞋和皮箱，编织绫罗绸缎和毛毯褥子，把经济作物加工成油、酒、醋、酱等等。这样，出现了我国古代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早期制造业。

从事流通和服务活动的商贸业，可以说，它源自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社会中出现了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人不从事产品的生产，只经营商品的交换活动，但与手工业作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的商人，主要出现在手工业作坊发达、商品交换频繁，并有良好市场条件的地区。随着商人的出现，我国古代专门从事商品流通和服务的产业部门，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我国古代名著《周易》有这样一段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其大意是，通过按一定期限组织集市的方式，招来各方老百姓，汇聚各地物产，让人们做完买卖后回到各自的住处，使参与市场商贸活动的交易者得到各自想要的物品。它说明，我国太古神农氏时，就已出现经常性的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场所。

（二）我国封建领主时期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状况

据历史记载，我国商朝是一个以商业发家立国的王朝。进入殷商时期，一些中心城市的官府所在地附近，居住着各行各业从事手工制作的生产者；市场附近开办了许多专门买卖商品的店铺，并居住着相当数量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进而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的专业市场。到周代，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手工业者和商人数量的增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员，与士人和农民一起，并列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级集团。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市场交易的内容和数量不断增多。国家为了有序管理市场，不仅委派专职官员，还制订了市场管理规定。《周礼》明确记载着市场管理者的职责：“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2]

我国从西周时期开始，土地管理实行封建领主所有制，西周国王是全国最高封建领主。从名义上说，全国土地和人口都属于其所有。《诗·小雅·北山》有这样的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实际上，西周国王自己直接管理的领地，仅限于王畿之内的土地，而王畿外面的土地都是分封给诸侯的。诸侯是自己国内的土地和人口的最高所有者。土地分封制，带来了封建社会。

封建领主时期的手工业，可分为封建领主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类。

官府手工业生产者统称工匠，铜器铭文中又叫做“百工”。他们有着严格的产业分工，各类工匠按照产业分工，专门为周王室和各大诸侯，制作青铜生活器具、工具、兵器，制作陶器以及砖块、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制作马车、牛车等交通工具，建造宫殿楼宇等。同时，他们向王室和各大封建领主领取生活资料，用以养家活口。这类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与民间作坊相似，但分工更细，而且工匠往往世代相传，技术更加精湛。但是，这类手工业产品，通常是王室和诸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作为商品出售。

民间手工业依存于农民家庭副业。它的产品，在多数情况属于自给自足性质，但也有少数用于交换，成为商品。在此基础上，在周王室所在地和一些诸侯国都，由于商业贸易活动频繁，民间手工业产品成为商品的比例逐步增大，有些手艺精湛的生产者离开农业，开设企业性质的作坊，以交换为目的，专门从事手工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在手工业产品市场化的推动下，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贸易机构，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富商。《国语·晋语》描述道，晋国都城绛的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到了东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民间富商越来越多。据《孔丛子》、《史记》和《越绝书》等古籍记载：

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开办手工业作坊和商铺，操计然之术，也就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方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他特别注意通过预测市场商品供求关系变化，抓住竞争引起商品价格涨跌的合适时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4]，没出几年，致资巨万，成为天下富翁。

孔子的得意门生端木赐，即子贡，不仅在儒家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也有卓越天赋。他依据市场供需变化，通过贱买贵卖等方法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猗顿从畜养牛羊起家。在贩卖牛羊时，途经河东盐池，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这样，既卖牲畜又卖食盐，从事不同的商业贸易活动，等到积累起一定资本后，转向着力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兼商人。经营池盐业，获利丰厚，迅速聚集成巨额资产，史书称其“富比王公，名驰天下。”[5]

白圭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活动。他提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先予后取，薄利多销，自奉节俭等原则。他还特别提出，为了增加粮食货源，应实行“长石斗，取上种”的原则。也就是说，要精心挑选良种供应农家，以增加谷物收成。经营粮食买卖的商人，能够注重选择良种提高粮食产量，能够把发展商业的立足点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所以，“白圭被尊为商贾的祖师。”[6]

（三）我国古代手工业管理的专业分工

自商朝到战国初，历史演进了一千多年，手工业和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官府已经有能力集中经营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编写了《考工记》[7]一书，对官府组织和经营的手工业，作了详细记述。该书把从事手工业生产者称作“百工”，并认为百工是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一样，是国家六大职业之一。“百工”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寻找和选择木材、金属、皮革、玉石和陶瓷等原材料，把它们加工制作成各种器具。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手工业管理方面，已经出现了周密的产业专业分工。那时，各种工匠有自己的专门化技术，有自己可以行使的权利范围，也有自己必须负责的职能界限。“百工”分为木材加工与制造业、金属冶炼和锻造业、皮革加工与制造业、染色与作画业、玉石琢磨业、陶瓷产品制造业等6大类业态、30个工种。其中木材加工与制作业的工匠分为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等7个工种；金属冶炼和锻造业的工匠分为筑氏、冶氏、凫氏、栗氏、段氏、桃氏等6个工种；皮革加工与制造业的工匠分为函人、鲍人、韗人、韦氏、裘氏等5个工种；染色与作画业的工匠分为画工、缋工、钟氏、筐人、荒氏等5个工种；玉石琢磨业的工匠分为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氏等5个工种；陶瓷产品制造业的工匠分为陶人、旊人等2个工种。为了生产的需要，一个工种有时还可以划分出多个内含的细分工种。

通过产业的专业分工，每个工匠专攻一方面的技术，可以很快掌握这项技术，并十分娴熟地运用它从事产品制造，从而促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手工业生产过程的分工，通常与协作联系在一起。一种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制作，往往是由许多不同产业工种的工匠，在共同协作基础上完成的。例如，用木材制造马车，“轮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制作车轮，另一部分专门制作圆形车盖；“舆人”是专门制作车箱的；还有专人负责制作车辕，他们由工种细分角度得出一个新称呼：“轕人”。另外，古代马车多作为战车使用，为此，必须制造出适合战斗需要的兵器之柄，这项工作是由“庐人”完成的。至于制木工匠中的“车人”，则是专门制造牛车的。

二、我国古代金属材料产业的演进

（一）两汉时期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

1．西汉时期冶铁及铁制品产业的发展。

西汉初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的普遍应用，打造锄头、钉耙、砍柴刀、犁、铧、铲、镰等铁制农具，以及铁制工具、铁制兵器和铁制日用品的手工业作坊，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进而使得冶铁行业，与煮盐、铸钱一起，成为当时获利最丰厚的三大产业。

与战国时期相比，西汉治铁和打造铁制品的技术，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品的质量、数量和种类，都有了重大进步。特别是，“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8]。西汉初期的民间冶铁行业，除了存在大量小规模手工业作坊以外，也出现了一些规模巨大的私营作坊。

据有关史料记载，祖籍关东的卓王孙，出身冶铁世家。家族在祖父辈时迁至四川邛崃，同时带去先进的冶铁技术。卓王孙本人很早就掌握了冶炼技术，于是开办专门从事冶铁业的大型作坊，以廉价食物招募失地农民，到附近矿山开采铁矿，冶炼生铁，铸造铁制农具，打造各业工匠用的工具以及铁制日用品，供应当地民众和附近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之用，还远销到云南等地。由于他善于经营，终致巨富。“卓家有僮（奴隶）1000人（《汉书》作800人）。卓王孙曾分僮100人钱100万给女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买田宅也成为富人。”[9]

当时，四川邛崃还有一位著名的铁业制造商程郑，也是以开办冶铁作坊发家致富的。他发现临邛盛产铁矿，而且这里历来都有以冶铁为业的致富者，于是也仿效别人经营冶铁业的办法，购买家僮、聘用工匠数百人，开炉冶炼，铸造和打制各类铁器用具，同时，把这些铁器卖给附近的少数民族。日积月累，作坊规模一再扩大，终而致富，财产累积与卓家相似。另外，河南南阳县的孔氏、山东菏泽县的邴氏，也都是大型冶铁作坊主，其中邴氏家的财产值钱一万万。

西汉时期冶铁业，自从汉武帝收归官营以后，民间私营作坊全面衰落。

2．东汉时期冶铁业的创新与发展。

东汉时期，南阳地区的冶铁工匠发明了“水排”炼铁法，当时做南阳太守的杜诗大力加以推广。这种方法，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来鼓动风箱，形成水力鼓风炉。此前，炼铁炉的鼓风箱，采用马拉或人推的形式作为动力。据史料记载，用马拉形式鼓风造1石熟铁要耗费100匹马力，用人推形式鼓风则费功力更多。改用水力机械，费用只及马拉的1/4。可见，水排炼铁法，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称便。[10]”

东汉冶铁业还有一项重大发明：低温炼钢法。这项发明的产生和推广，使得钢的应用更加普遍。钢比铁具有更高的机械强度和韧性，还具有耐热、耐腐蚀、耐磨等特殊性能。所以，钢的普遍应用，对改善兵器、车马器、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能和效用，具有重要作用。

不难想象，由于冶铁技术的创新，必然会推动铁制品作坊规模和形式的发展。特别是，废除盐铁官营制后，私营冶铁作坊的交易范围迅速扩大，几乎可以打造和交易所有铁制品。据《群书治要》载，东汉桓帝时做过五原太守的崔寔，在《政论》中写道：“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由此可见，那时连兵器都可以由私人作坊来制造了。

3．东汉时期铸铜及铜制品产业的发展。

汉代以来，主要兵器和农具、工具，大多选用铁和钢为原料制造，不再使用青铜。于是，铜制品从这些领域退出，转向日常生活用品，制作技艺越来越精巧别致。

战国时期只在小范围使用的鎏金技术，东汉已属于制铜业的常见工艺。鎏金技术，是把金和水银合成为金汞齐，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具表面不再脱落。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对金汞齐作过最早的描述。还有一种盛行的工艺叫“错金银”，也称为“金银错”，是指在在青铜器物上装饰金银纹路，镶嵌金丝或金片的称错金，镶嵌银片或银丝的称错银。所以，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错”字的解释是：“错，金涂也”。

据史料记载，把金银涂画或镶嵌于青铜器上的工艺，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但最盛行的是东汉时期。在日常铜制器物上装饰金银图案，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生产范围的集中和新工艺的普遍使用，使制铜业作坊在生活用品领域日渐昌盛，产品交易也更加频繁。这种交易的发展，促进采铜业和炼铜铸铜业不断拓展范围。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东汉时长江以南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发达的炼铜及铜制品业，浙江绍兴出土了很多东汉私人作坊制作的铜镜等铜制品，甚至云南昭通、云南东川等地也出土过很多私人作坊造的铜洗等东汉铜器。

（二）唐宋时期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

1．唐时期金属材料产业及官办作坊的发展。

唐朝国家制度规定，出产铜铁锡银等金属的矿山，可以由私人开办作坊自行采矿冶炼，官府按照矿山产出收取矿税。《新唐书·食货志》对各地收税的矿山作过粗略统计，据记载，陕州、宣州、润州、饶州、衢州、信州等6个州，有银矿及冶炼作坊58处，铜矿及冶炼作坊96处，铁矿山5处，锡矿山2处，铅矿山4处。另外，不曾收税的矿山不在这个统计之内，所以，民间采矿及冶炼作坊的实际数字，肯定还要大一些。

唐朝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大规模的官办手工业作坊。它们主要负责制造宫中和朝廷用具、军需产品、公共设施类产品等。这些作坊的所有者是皇帝，下设专官掌管。少府监和将作监是掌管官办手工业作坊的机构。监下有署，是直接管理生产的。各署所属的作坊，规模很大，内部分工也很细，官办手工业作坊所用的原料，一部分来自地方贡品，另一部分则由自己生产。

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主要是制造精致手工艺品，供给天子、后妃和贵族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祀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等。少府监下设：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饰的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的左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的右尚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絁、绢、布的织染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的掌冶署。据《唐六典》记载，少府监有工匠19850人。另外，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办金属加工手工业作坊。

将作监掌管修建宫殿、坛庙、官署和陵寝等土木工程。将作监下设：掌管木工的左校署，掌管土工的右校署，掌管舟车工的中校署，掌管石工陶工的甄官署。据《唐六典》记载，将作监有工匠15000人。

另外，还有掌管制造弩与甲的军器监，内有弩坊、甲坊。在唐前期，兵器的制作通常归少府监的左尚署掌管。

2．北宋时期因鼓风设备革新而促进炼铁业发展。

以往炼铁炉的鼓风设备，采用皮囊做成的鼓风器。由于皮囊鼓风器的规格，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无法制成大功率的鼓风设备，而且皮囊质松体软难以承受较大压力。北宋时期，冶铁作坊普遍以木风箱取代皮囊鼓风器。木风箱不受制作材料限制，风箱的体积可以根据炼铁炉的需要造得很大，而且箱体方正，可以牢固地安装在规定位置，并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木风箱由木箱、活塞、活门构成。木箱类似于汽缸，其两端各有一个气阀，当活塞被拉出时，空气从远端被吸进来；当它被推进时，空气则从近侧被吸进来。在向里和向外的两个冲程中，空气被吸进汽缸，同时，在活塞另一头的空气被压缩，并推进到一个侧室中，在那里通过排气口喷射到炉膛里。

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炼铁炉中使用的木风箱，已是比较先进的双动活塞式风箱。活塞式风箱，其推进和拉出两个行程都会产生有用功，每个行程中一端排气鼓风，另一端同时吸取等量空气，因而能提供连续风流，提高鼓风效率，是鼓风技术上的重大进步。鼓风设备的革新，提高了炼铁炉的生产效率。

同时，北宋多数炼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与木炭相比可以提高炉温，加快冶炼的进程。这样，冶铁作坊规模增大，产量提升，到仁宗皇祐时，全国每年冶炼得铁724万多斤。北宋对铸钱所用的铜，实行官府严格控制，规定凡出铜的地区，一律禁止私人开矿冶炼。但炼铁有所不同，由于铁不仅用于铸造兵器，而且还大量用来制作农具，所以，冶铁领域除了少数官办作坊外，存在大量私人作坊，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打造，基本上在私人作坊中完成。朝廷对私人冶铁作坊，专设“监”、“冶”等机构进行管理、控制。当时著名的炼铁中心，有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据史料记载，徐州利国监，有36座炼铁炉，每座炼铁炉各有百余人一起干活。

（三）明清时期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

1．明时期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

明代官府，对具有货币价值的金银，以及用作铸造铜币原料的铜和铅，实行严格控制，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等矿山。

铁矿开采稍有不同，明初铁矿开采与冶炼，几乎全部由国家垄断，建立了13个官办铁冶所。由于铁主要用作制造武器和农具，随着和平建设阶段的到来，武器用铁量减少，农具用铁量则大增。这时，如果官府库存铁量达到储备需要的数额，就会让官办铁冶所停产，允许民间矿冶作坊自行采炼，政府以征收实物税形式，把部分民间冶炼的铁收归国家府库。明代已能用焦炭冶炼生铁。在公元14世纪～15世纪之际，铁的产量曾达到2000万斤，西方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约晚两个世纪，才达到这个水平。

在官办矿冶作坊中，发展最快的要数银矿开采。例如，洪武时在浙江开设的银场局，仅得银2800两，宣德时突增到8.7万多两，增长了30多倍。明代矿冶作坊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速采煤业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做冶炼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在普通居民日常做饭和手工业加工中普遍应用，成为一种常见燃料，这是以往各个时期没有的现象。

2．清时期金属材料产业的发展。

清朝对金属采矿业的限制，时松时紧，但总的趋势是先紧后松，矿冶作坊获得很大发展，有些矿山投资规模已经很大。

有关资料记载，18世纪中期的云南铜矿，大矿山及冶炼厂有雇工六、七万人，小一些的也有雇工万余人。有的甚至说，“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可能是把整个矿区的人数归为一个企业的人数，但也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矿冶业的盛况。

与采矿相关的金属冶炼与铸造作坊，也迅速扩展并不断增大。以铁器作坊为例，18世纪末，湖北汉口有铁行13家，每家平均雇铁匠400人，共有铁匠5000多人。到清代后期，矿冶作坊出现运转困难，特别是传统的冶铁业难以维持生产。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战舰，大量从西方国家输入钢铁。1867年进口钢材8250吨，1885年9万吨，1891年增加到13万吨。进口钢材逐渐占领我国市场，传统的冶铁作坊被挤兑出去了。

三、我国古代纺织与印染产业的演进

（一）东汉时期纺织业的设备创新

通过机械操作织花，一直是纺织业研究的课题。早期织花，是通过骨针挑开织口来编织。以后通过分经竿，把经线分成单数和双数。再把经线单数一组或双数一组以综丝吊于综竿上，将综竿上提或下沉，就能形成平纹的梭口。

到商周时期，综竿的装置有了发展，《周易·系辞上》：“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也。”意思是说，以三、五相间的规律控制经线的提沉，可以织出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纹。

但一直到西汉，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编织复杂花朵的织花机。这种织花机的开发，是在东汉完成的。史料记载，公元59年，汉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穿的衣裳，都是用机械编织的五彩花纹很复杂的织成品。研制成功织花机，是纺织手工业的一大进步，它使纺织品花纹图案艳丽精美，而且省工省时，促使纺织作坊向更加精巧、成本更低的技术方向发展，产业发展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唐时期纺织业与印染业的发展

1．唐时期纺织产业的发展。

唐朝赋税，实施租庸调制，它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做租；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5丈、麻3斤，称做调；服徭役20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3尺或布3.75尺的标准，交足20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

这里可以看出，百姓向官府缴纳的赋税，除了租是粮食外，其余全是纺织品，或者可用纺织品来代替。唐朝的赋税制度，刺激着纺织业的迅速崛起，并促使一些有生产技艺基础，或有原材料优势的区域，快速发展为某类特色产品的产地。例如，当时的河南、河北地区存在丝织方面的产业优势，在赋税政策的牵引下，百姓大多用绢、绫、絁缴纳庸调，促使这一地区成为丝织业的中心，丝织业作坊得以空前发展。河北定州每年上缴官府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多达1500余匹，与其他各州相比，约高出100倍，成为国内重要的丝织工艺品产地。河南宋州丝织业作坊织的绢，多年来质量居全国首位。

据《唐六典》记载，从全国各地纺织品的质量来看，大体上北方各州长于织绢，南方各州则织布较多。一些南方官员，为了发展当地的丝织业，设法引进北方的丝织工匠来南方成亲定居。《国史补》中记述，浙江越州人原本不擅长丝织。时任浙江东道节度使的薛兼训，选择军中尚未娶妻的人，多给财物，让他们到北方娶个善于丝织的姑娘回来，由此每年引进丝织工匠数百人。从此越州产业发生变化，丝织业作坊蓬勃发展，产品花样不断翻新，绫纱日益精妙，渐渐在南方享有丝织盛名。

唐朝纺织业的生产组织，除了大量存在的家庭作坊形式外，也出现了一些规模大、雇工数量多的大型作坊。据史书记载，河北定州有个叫何明远的大作坊主，开办的一家大型丝织作坊，购置了500台织绫机，按照每个织工操作一台织绫机计算，也得雇用500名织工。他还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供外国采购商入住。显然，出现如此规模很大的丝织作坊，其产品相当大的比例是用于对外贸易的。可见，当地丝织品交易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国界。

2．唐时期印染产业的发展。

印染包括染色、印花、后整理、洗水等工序，是纺织品的一种加工方式。考古发现，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能用赤铁矿粉末把麻布染成红色。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多种颜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料布匹。到商代，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宫廷手工业作坊中，专门设置一个叫做“染人”的官吏来“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目前见到的最早印花织物，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印花绸被面。

尽管印染技术很早就已出现，但独立存在的印染作坊却很少。因为以往的印染过程，通常是以纺织业的一道工序而存在，印染工匠大多也与纺织工匠组合在一起。

到唐朝，由于纺织业的空前繁荣，推动印染技术不断创新，不仅恢复了东汉以后失传的凸版印花技术，还发明了镂版印染的夹缬法，同时，又使一些原来只在宫廷使用或只有少数人掌握的印染方法，逐渐流传到社会，成为大众化的技术。

这样，唐朝出现了蜡缬、夹缬和绞缬三种普遍流行的印染方法。蜡缬印染法，可能起始于西南少数民族。它透过镂空的花版，把蜡融化后印于织物之上，经过浸染处理，再将蜡迹清除干净，显出轮廓清晰的花纹。夹缬印染法，是用两块相同花纹的版模，把织物折叠夹紧，然后再行浸染，染出的图案工整对称，能套染多种颜色，是一种直接印花的方法。绞缬印染法，适合于染印散点状的花纹，染时根据需要先把织物依次撮缬起若干组，再用细线扎紧，浸染时把线拆除，织物上便会出现一组组浑厚而有规则的花纹。随着印染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唐朝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印染业，许多中心城市都有规模较大的印染作坊。

（三）宋时期纺织业与印染业的发展

1．北宋时期纺织和印染产业的演进。

宋朝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征收布帛，在这种官府政策的引导下，普通农家一般都添置了简单的纺织工具，广大农村妇女几乎全是织工，都能够纺织布帛，以备纳税之用。官府也开办专门的织造作坊，如在开封建立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

北宋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⑴纺织品结构优化，品种增多。由于广南西路广泛种植苎麻，当地农村妇女又善于纺织麻布，促使麻布产量比唐代有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棉花的传入，以及在国内的逐步推广，棉织品获得迅速发展。同时，还使我国文字随之发生变化，宋以前，汉字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代书籍中开始出现的。

⑵纺织品花纹更加复杂多变。从宋代出土文物显示，丝织品以花罗和绮绫居多。花罗的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还出现了粗细纬相互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绮绫花纹的主体纹饰，是牡丹、芍药、月季芙蓉和菊花等人们喜爱的花卉。

⑶纺织作坊特别是丝织作坊的聚集重心，已经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其中两浙和川蜀地区最发达。

⑷纺织品个体作坊大量增多，开封出现了“百姓绣户”，以收取加工费的形式，专门为朝廷裁造院绣造规定的衣物。农村出现了专门从事纺织品生产的专业户，叫做机户；仁宗时，梓州机户已多达数千家。

宋代的印染业也获得较快发展，开封有官办的大型染坊，也有私人开设的各式染坊，还有用推车染色的手工业者。各州也有私人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术，到北宋有所提高，出现了专门雕造各类印染花板的刻画工匠，他们的作品提供给染坊，用来生产多种多样的印花绸。印染品已出现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

2．南宋时期纺织产业的演进。

南宋纺织业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棉织业作坊比例不断提高，逐步超过了麻织业作坊。棉花在北宋时刚刚传入，种植范围不广，主要集中在气候较热的广东、广西等地。

到南宋，棉花栽培区域不断扩大，先后进入南岭山脉以北地区和东南丘陵一带，接着，向北拓展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向西推进到川蜀地区。到南宋后期，几乎全国各地都在种植棉花。随着棉花种植范围的迅速扩大，纺织工匠开始研制棉花加工设备，发明了一套脱籽、弹松、纺纱、织布的棉纺织工具。广东雷州、化州和廉州等地发明了阔幅细布织机、窄幅粗布织机等多种棉织机械。海南黎族人民还发明了花布织机，能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成套棉纺织工具的出现，是我国手工业作坊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南宋对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同时，它也促进用棉花纺纱织布的棉织业蓬勃发展。

南宋时期，丝织作坊、麻织作坊，以及家庭丝织、麻织生产也在持续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南宋国土虽然只有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其每年通过赋税获得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多于北宋每年收取的总额，达到1000万匹以上。这种情况，固然反映南宋赋税加重，但也表明，纺织业规模及其纺织品产量确有很大增长。

（四）元时期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

元朝纺织业的一个亮点，是通过棉纺织技术的创新与推广，促使棉织作坊和棉织家庭手工业快速成长，在历史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南宋后期，虽然棉花种植已经普及，但加工工具和加工技术尚属初探时期，许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同时，棉织工匠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一带，这使得其他种植棉花的地方，难以进行棉花深加工。如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记载，陕西地区只知棉花经轧制可装衣保暖，但还不知如何纺纱织布。

元初，推动棉纺织技术普及的大功臣，是松江妇女黄道婆。她十二三岁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因不堪忍受非人虐待，逃出躲入黄浦江边的一条海船上，后来随船来到海南岛崖州，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以及织黎单、黎饰、崖州被的技术。

大约30年后，黄道婆返回出生地松江乌泥泾镇，教人用棉花纺纱织布。她传授轧棉机、弹棉弓、棉纺车、棉织机的制造方法，还与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提高3倍。同时，她还向人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当地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大受消费者的欢迎，很快松江一带就成为国内的棉织作坊聚集中心，历经几百年而不衰。在松江棉织作坊先进技术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棉织水平普遍提高，棉织业规模及棉织物的产量，也明显超过了南宋的水平。

（五）明时期棉织业与丝织业的发展

1．明时期棉织业的发展。

在我国，棉织业是后起之秀。棉花从宋代引进到国内栽培，到元代时，棉织物数量迅速增多，与原有的丝织物出现并驾齐驱之势。由于棉花种植范围广泛，加工工艺简单，使棉织物的成本低于丝织物。棉织品除了光泽鲜艳、华丽富贵不及丝织品，其他功能几乎没有差别，这使它成为普通民众的首选衣料。由于原料供给源源不断，社会需要日益增多，明代棉织业空前繁荣，这一行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在手工业中所占比重一路攀升，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⑴拓宽原料来源。棉织业的原料是棉花。为了保证原料供应，明太祖执政之初颁发的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命令各地官员着力推广棉花种植，规定民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用来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特别是，棉花在蚕丝业不发达地区，如山东、河南、河北等获得推广后，不仅促进了当地纺织业的发展，还由商贩大量输出到江南棉织作坊聚集区加工。同时，国家管理部门还通过印制农书，派官员推广督查等办法，推广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这种方法，是从百姓栽培棉花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新技术，它对棉花制种、栽培气温、土壤选择、根株行距、田间管理、定苗锄耘、打叶掐尖等生产环节，作出了一系列符合科学要求的规定。

⑵改进生产工具。

一是改进去棉籽工具搅车。早期棉花去籽的轧棉工序，依靠手工和压辊完成。原始手工轧棉方法，是把籽棉铺在托板上，用一压辊搓滚，使纤维被压在压辊和托板之间，并借摩擦力留在两者拑口线的前方。棉籽被挡在压辊和托板的接触拑口线后方，并随压辊的搓滚运动向后移动。元代出现的手摇轧棉搅车，需要两人一起操作，它是用一对压辊来代替手工托板和压辊。上辊转速较慢，下辊转速较快，当两辊作反向回转时，使棉纤维靠压辊的摩擦牵引而和棉籽分离。到晚明时期，轧棉搅车由手摇改为脚踏，压辊也由木制改为铁制，只需一人操作，其生产量可当三人，而更先进的句容式搅车和太仓式搅车，轧棉效率更高，一人可当四人。

二是改进弹棉工具。元代王桢《农书·农器·纩絮门》对弹棉工具的描述是，当时弹棉花的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悬弓来弹皮棉。到明代，弹弓已改为强度更高的木弓，弓弦也改为弹性更好的腊丝弦，后来又出现了牛筋弦。操作进，用木棰打击木弓丝弦，使其产生振荡，将棉花松开、除杂，弹成熟棉。其效率，比竹弓绳弦高出许多。

三是改进纺棉纱的纺车。元代家庭用的多是单锭纺车，作坊常见的是脚踏三锭纺车。到明代，作坊中普遍采用脚踏四锭纺车和脚踏五锭纺车。据说，当时已经出现用水力推动的“水转大纺车”，纺纱的锭子多达32枚。纺车的这些改进，大大提高了纺棉纱的功效。

四是改进并推广织布机。棉织机是在丝织机基础上形成的，有的还直接仿制丝织机而产生。明代棉织机主要向操作简便、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家庭用小型织布机。同时，作坊或工场中使用的织布机也有较多改进，主要是可以生产出品种规格更多的不同花纹布匹。当时，小型织布机已普遍使用，如松江等地几乎家家有织布机。

⑶细化专业分工。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到明代这种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但产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已经悄然拉开序幕。当时，江南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十分发达，被誉为“以棉布衣被天下”。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已经离开土地，把纺纱织布当作自己赖以生存的专业。而且，这里的专业分工还在进一步细化，有的专门从事轧棉花，有的专门从事弹棉花，有的专门从事纺棉纱，有的专门从事织棉布，有的专门从事浆棉纱，有的专门从事染棉布，还有的专门从事棉布深加工如制袜子等。专业分工细化，有利于从业者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某项工作做得更精更熟，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

2．明时期丝织业的发展。

明代丝织业，注重整个生产过程各道环节的改进或创新。农业部门对蚕种选择、蚕病防治、桑叶培植、改良桑树、育蚕工艺、结茧缫丝的方法与工具，进行专门研究，提出改进办法，并对有关操作程序做出规定。例如，《农政全书》第31卷，选录了徐光启经过改进的缫丝工序：“以一锅专煮汤，供丝头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共一灶门，火烟入于卧突，以热串盆。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为沟以泻之，为门以启闭之。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缲。即五人一灶，可缫丝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矣。”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法能够节省人力，多出丝，又可节省燃料。

同时，明代注重改进丝织机，提高专业化程度，使其能够更加适合某类产品的生产，在专用织丝设备中，已经出现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而且，这些丝织机不是罕见物，属于大众化产品，在苏州的市场上随时都可以购买到。

在明朝官办工业中，纺织业是一个重要部门。实际上，官办纺织作坊，主要集中在丝织业方面。官府需用棉布，如制作发给军士的棉布军服、棉战袄之类，主要通过税收形式，从民间棉纺织业中征收而来。所以，官办纺织作坊，对棉织业影响不大，但却直接引导着丝织业的发展。明朝官府在南京设有织染局，拥有丝织机300张，每年生产各色绢布5000匹。其中著名的南京云锦，集历代织锦工艺艺术之大成，居我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它以织金夹银为主要特征，因纹彩华丽如同织云铺霞而得名。主要用来制作皇帝龙袍、皇后凤衣、霞披、嫔妃的丽装靓服、宫廷装饰等，或者礼赠外国君主、使臣以及赏赐功臣。正是由于为皇室专用，所以这一织造技艺才会无所不用其极，精益求精，渐臻绝美。

织造云锦的大花楼木质提花机，长5.6米、高4米、宽1.4米，由上、下两人配合操作进行生产。机上坐着的人，称作“拽花工”，按过线顺序提拽经线形成花纹开口，同时唱示口诀，下面坐着的“织手”即应诀开织，使用“通经断纬”的技术，即纬线由不定数的彩绒段拼接而成，挖花盘织，妆金敷彩。这种“通经断纬”的木机妆花技术，能在一根纬线上织出好几种颜色，工序精细繁琐，两人劳作一天仅能织造云锦五厘米，是唯一流传至今尚不能被机器取代的丝织木质提花机。

明代民间丝织业也很发达，在江南纺织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雇工十数人，甚至数十人的丝织作坊，专门织造绸缎作为商品出售。同时，也出现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靠从事手工劳动维持生活，从而被雇用于各类丝织作坊。

据张瀚《松窗梦语》记载，明成化年间，浙江杭县人张毅庵，最初购机一台，织造各种绸缎。由于做工极其精细，产品出来便被抢购一空，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致富数万金。

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有一篇描写市民生活的作品。它描写明朝嘉靖年间，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有一个叫施复的人，夫妻两口，开着两台绸机，靠养蚕织绸为生。由于他的蚕种挑得好，缫下的蚕丝，细圆匀紧，洁净光莹，织下的绸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提价出卖，多赚了一些银子。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台绸机，家中渐渐富裕。后来，昼夜营运，不上十年，积累起家产数千金。于是，在附近购置了一座大房屋，开办起一个拥有三四十台绸机的作坊。

另外，明朝人蒋以化撰写的《西台漫记》，则对作坊主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作过具体描述。他说，苏州“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这里的大户指纺织作坊主，小户是受雇于作坊的纺织工人，两者相互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这表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开始萌发了。

（六）清时期纺织业与印染业的演变

1．清时期纺织业的发展与演变。

清代前期，纺织作坊推进设备、工艺和技术创新，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其中一项重要创新成果，是改进织机，使其生产效率更高，并能生产质量更好的纺织品。乾隆时，织机构造已经相当复杂，普通织机每台由132种零件组成，所牵的经线达到9000多根；个别较大的织机，其经线更是多达1.7万根。同时，纺织作坊规模普遍增大，每个作坊主拥有的织机数量大大增多。例如，康熙以前，官府限制作坊主添置的织机数量不得超过100台。到康熙末年，这项限制取消了，实力雄厚的作坊主，不断添置织机，扩大生产规模。到道光初年，南京一些大作坊主已拥有500台～600台织机。[11]如果按照每台织机雇用一位织工，这些作坊就需要五六百名工人，已是生产规模很大的企业了。

然而，这些在传统手工劳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纺织作坊，好景不长，经不起西方机器大工业的竞争。1846年，有人对棉布织造中心松江作过如下记述：本来松江棉布质量上乘，利甲天下。可是，如今洋布盛行，其价格与土布相同，但幅宽是土布的3倍，这是导致当地布市萎缩的原因。又写道，近日洋布普遍流行，价格只有土布的1/3，本村以前是纺织专业村，现在无纱可纺，无布可织。松江太仓一带布市，消失大半了。

2．清时期印染业的发展与演变。

清代前期，印染作坊中的染料应用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作坊生产规模也有很大发展。乾隆时，有人对上海印染作坊的工匠分工作过描述：“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有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有漂坊，染黄糙为白；有杂色坊，染黄、绿、黑、紫、虾、青、佛面金等”。同时，工序较多、比较复杂的印花技术，也在原有基础获得了新的发展。印染作坊不仅单个投资规模在增大，而且总体数量也在增多。在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中等城市常熟有印染作坊19家，苏州更多，有64家。有关资料显示，在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我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印染技术。

到清代后期，我国印染业随着纺织业的衰落而失去市场，行业内各作坊全面缩减，直至所剩无几。

四、我国古代造纸与印刷产业的演进

（一）汉时期造纸业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了西汉制造的纸张，新疆罗布泊和西安灞桥等地也出土过西汉古纸。但这些纸生产工艺简单，制成品比较粗糙；原料单一，主要是麻或丝絮；制作和应用范围非常有限，这只能说是纸的雏形。

到东汉，任尚方令的宦官蔡伦，主要职责是管理宫廷御用器物的制造。当时，书写载体，正由纸取代体量重的竹简和价格贵的缣帛，宫廷御用器物中纸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雏形期的纸，受到原料和工艺水平的限制，不仅质量差、成本高，而且数量也少。于是，蔡伦着力探索更适用更廉价的纸。他通过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并加以改进，开创以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为原料，并以沤、捣、抄一套工艺技术，造出达到书写实用水平的植物纤维纸。

用这种方法造纸，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广更容易，因此各地都采用他的新方法造纸，称为蔡侯纸。蔡伦发明的造纸新技术，促使造纸成为手工业的一个专门行业，产生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众多造纸作坊。

（二）唐时期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

1．唐朝造纸业的发展与演进。

造纸业发展到唐朝，由于技术提高，原料来源不断扩大，纸的品种也逐渐增多，除了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出现了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秆纸和新式的竹纸。

在南方产竹地区，竹类资源丰富，因此竹纸得到迅速发展。关于竹纸，过去有人认为是晋代发明的，但一直无法找到足够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另外，从技术上看，竹类原料属于茎秆纤维，质地坚硬，不易处理，晋代尚不具备软化、细化竹纤维的条件，所以不太可能出现竹纸。竹纸应该在皮纸技术获得相当发展以后才能出现，这样推算起来，应该起源于唐代。

造纸原料和纸张品种增多，促使造纸作坊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产业活动范围也随之得以扩大。据史料记载，唐朝产纸地区遍及南北各地。由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和完善，兴起了印书业，这大大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价格也在不断下降，各种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中。

《唐六典》曾把一些著名的纸，作为各州的特色产品加以记述。这些纸包括：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等处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的大模纸，宣州、衢州等地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等。

2．唐朝印刷业的发展与演进。

后唐冯贽编著的《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制普贤像，分发给僧、尼、善男子、善女子等四众。这说明，唐初就已经出现了可以印制人物画像的印刷品。

唐朝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需求。这对印刷业的创新和改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印章、墨拓石碑等印刷术，到隋朝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朝印刷业的重大进步，是通过不断完善雕版印刷术，提高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雕版印刷，通常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作版料。再将用作版料的木材，锯成一块块尺寸相同的板片，把需要印制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片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唐朝印刷品的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⑴随着佛教的日渐兴盛，需要大批量佛经和佛画；⑵随着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读书应试人员大量增多需要更多的四书五经。⑶随着农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农民每年都需要新印制的农历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刷作坊才得以应运而生，其生产模式也不断发展。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等文中，曾提到民间印刷作坊印制农历书的事：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等地，都有民间作坊用雕版印刷农历书，在街上出卖。每年，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农历，民间作坊印的新农历却已到处都是了。

（三）宋时期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

1．北宋时期造纸业的发明与进展。

北宋造纸业的一个重要进步，是采用了效用更佳的“纸药”。纸药是古代造纸业的一大发明，它可以使造纸的原料纤维均匀悬浮而不沉淀，使捞出来的纸纤维分布细密均匀，压榨后的湿纸一页一页容易揭开。

北宋以前，通常用淀粉糊剂做纸药，它具有填料和降低纤维下沉槽底的作用，但难以保证纸张的细密匀称。到北宋，造纸作坊普遍采用植物粘液，如杨桃藤、黄蜀葵、野葡萄藤、冬青叶等的浸出液做纸药，不再采用淀粉糊剂，从而使得造出的纸品更加细密，匀薄如一。

同时，北宋时期纸的品种繁多，纸的用途越来越广，除写字作画、印刷书籍和日常生活使用外，还被作为印制货币的载体，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另外，造纸原料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区域，如川蜀以麻为主，北方多为桑皮，沿海常见的是海苔，浙江选用麦秆、稻秆、嫩竹和油藤等，这样，有利于形成纸品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不同造纸作坊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印刷业，也进一步刺激了造纸业向前推进。

2．北宋时期印刷业的发明与演进。

据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身为普通百姓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此前，印刷业采用的是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工艺，生产过程笨重费力，耗料耗时，版样不便存放，有错字也不易更正。而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方法是：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像铜钱，边缘具有同等的厚度，用火烧硬，成为单个胶泥活字。根据适应排版需要，一般常用字应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作为同一版内重复时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为了能连续印刷，可采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就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分类放回原来的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此后，无论是国子监印书，各地官府印书，还是书院、家塾印书，都采用活字印刷办法。随之而来，民间私人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分布区域不断增多，逐步形成开封、杭州、蜀中、福建等几个印刷作坊集聚中心。有些地方，出现了印刷作坊资产子孙相继，成为世代相传的职业。

3．南宋时期造纸业与印刷业的演进。

宋朝南迁后，随着疆域缩小，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手工业生产在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各类作坊呈现非均衡发展迹象。但是，造纸业与印刷业由于社会需求增多，仍然获得良好发展。

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踏上官路的都是读书人。在此背景下，宋代除了开设官办学校外，还出现了大量民办书院。书院通常是由知名人士或当地开明士绅、百姓捐资建立，并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加以养护，其中少数书院也会获得官府的资助。书院办学的规模、层次不尽一致。层次较低的书院授受蒙童，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层次中等的书院可培养出秀才之类的文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著名书院，在宋代承担着选俊功能。这样，应举得官的迫切需要产生了大量学校，而学校教育需要大量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在书籍需求持续增加的推动下，造纸业和印刷业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使其在南宋时期比北宋更发达。于是，南宋造纸作坊和印刷作坊的规模及总量也一直在增长，并超过了北宋的水平。

（四）元时期印刷业的创新与发展

我国元代农学家王祯，为使他的《农书》早日出版，对北宋毕昇发明的印刷术进行研究，做出三项创新：

⑴活字材料创新。用优质硬木为原料，制成木活字，取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硬木活字可以防止沾水伸缩而造成版面高低不平，解决了毕昇试验过但未解决的难题。木活字弥补了胶泥活字性脆易碎的缺点，经久耐用。

⑵版面活字固定方法创新。以木板取代铁板作底托，四周形成门槛一样的栏框，木活字排版后以竹片夹住，放置在底托栏框内扣紧，使其牢固定型，不再活动。

⑶排版拣字方法创新。排版拣字过程，由于活字存放格一字儿排开，工匠穿梭来往很不方便。于是，他发明了可以自由旋转的轮形排字盘。盘里的活字按韵分类存放，拣字时旋转字盘选字，不必由人跑来跑去到存字木格里提取。

以上创新成果，后来被广大印刷作坊普遍采用，它节省了排版过程的人力和时间，又提高了印刷效率，有利于印刷业扩大规模，拓展交易市场。

（五）明时期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

1．明时期造纸业的发展。

明代造纸业主要分布于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其产业规模，比前代有较大增长。

造纸的设备上，出现了水力推动的机械捣碎机，用它粉碎造纸原料，与人力加工相比，效率大大提高了。蒸煮纸浆的工艺上，大多采用石灰熟化方式，提高了纸浆的质量。

纸品的种类上，更加贴近消费者的要求，出现了专供下级向上级呈文用的连四纸，官员办公书写用的高级笺纸，喜事吉庆用的吉柬，写信或制成名片用的柬纸，专门用于包装的火纸、糙纸等等。

2．明时期印刷业的发展。

明代印刷业技术和工艺水平，比前代均有较大提高。到明天启、崇祯年间，印刷作坊集中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印书作坊，有的雇用技师和工匠多达数十人。雇用人员之间已有明确分工，技师分为待印书籍选本人员、佛教和道教等经典作品校勘人员、其他校对人员。工匠分为刻字工、排版工、印刷工、装订工、打包勤杂工等。

明代印刷业主要出现了两大技术创新：

⑴用铜活字或铅活字，取代以往的胶泥活字和木活字，活字字体不受材质限制，可大可小，方便精巧。

⑵改进套印技术。套印技术，是在单色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块版上用不同颜色印刷文字或图象，称为多色套印。我国古代套印有两种，一种是每色分别刻版，再逐色套印。另一种是在一版上刷不同颜色一次印刷。多色套印起源于宋代，用于纸币的套印。元代，出现书籍的朱墨套印。明代的重大创新是，增加套印层次，研制出四色套印。其原理是，按照原稿中的色彩不同深浅，分别刻成印版，然后再逐色套印，最后完成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

明代还出现了一种叫做拱花的技术，就是把雕好的印版，不用颜色压印在纸上，形成凸出的花纹，实际上是一种凸印法，通常用来表现图面上的白云、流水、叶脉、衣纹等。这些创新成果，在我国印刷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六）清时期造纸业的演变

清代前期，造纸业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在一些产纸集中的区域，即便当地是小城市甚至农村，也往往存在较大规模的作坊。例如，地处岭南偏僻山区的广西容县，由于造纸资源丰富，吸引安徽、福建，甚至西北的客商前来投资，在山间建立篷盖的造纸用房100多间，添置纸槽200余具。陕西的终南山区，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纸厂320多座。较大的造纸作坊，出现了操作工序的分工，如江西铅山纸厂，把整个生产流程分为扶头、舂碓、检料、焙干等四道工序。不过，大量规模较小的造纸作坊，设施简陋，没有操作工序的严密分工。

清代后期，手工操作的造纸作坊，难以与国外现代造纸业竞争，大多收缩投资，退出这一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