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小区楼道灯为何难以亮起来
郭金喜
人类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引发无意的后果。正是这些的无意后果，在生产新知识这一副产品的同时，也让理性的个体决策，不时地导致群体无效率最终也是偏离个体最优状态的产出，引致备受关注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等现象。
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居民小区楼道灯黑现象，就是其中的一类。以“楼道灯为何难以亮起来”为题通过GOOGLE检索，结果多达38000多条，以“部分老社区安装楼道灯遭遇尴尬”、“楼道是亮了、公摊电费难收齐”、“楼道灯为什么亮不起来”、“老住宅楼道灯何时能亮起来”等为标题的新闻报道随处可见。其中，武汉晨报报道的《惠民楼道灯为何难亮起来？——武昌区民主路63号楼道灯安装“卡壳”调查》最为典型，楼道灯亮了黑、黑了亮，几经反复，最后就是连政府出资安装楼道灯也未能让灯亮起来。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反思。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极易引致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往往致使公共产品达不到有效的供给，需要通过政府矫正来加以解决。居民小区的楼道灯属小规模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出资安装楼道灯仍未亮是一则政治均衡未能实现的典型案例。
所谓的政治均衡，通常是指选民就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规模以及相应的税收份额达成一致的状态。居民小区楼道灯的长期不亮，在实质上就是小区居民未能就楼道灯的供给达成政治均衡，进而导致小区公共产品未能有效供给的现象。
在存在“政府”的条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否达成政治均衡，主要取决以下条件：
其一，公共选择规则。政治均衡以选民达成一致为前提。如何达成“一致”或计算“同意”，取决于选民的数量规模与事情的重要程度。通常，关于同意的要求越高，或要求选民赞同的比例越高，公共选择达到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大规模的社会中，为提升民主决策的效率，或让民主社会得以运转，经常采用多数票决制，甚至是其中的简单多数规则。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从现实看，黑灯楼道所在的小区普遍处在“自治的状态”，达成一致需要楼道内各家完全同意，即100%同意。只要一个人反对，就没法进行长期的有效供给。
其二，公共信息透明完整度。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往往取决于特定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提供者政府与选民的地理空间距离和政治空间距离。越远的政府，越是大规模的公共产品，越难以让选民产生兴趣并准确了解相关信息。相反，越近的政府与越近的公共产品供给，选民越有意愿直接参与。即投票者获得与方案有关信息的难易程度影响候选方案取向。“不是大家不想出这个钱，而是想明明白白消费”，就是诸多居民对这一问题的内心写照。楼道灯作为最近最小单位的公共产品，倘若投票前有透明可靠的信息说明，居民就越能做出积极正确的反应，诸如数字论述因为没有灯小区里小偷光顾造成的损失列表，因为看不见老人晚上出门摔倒的家庭后果，诸如数据统计采用传统灯泡每户每年需支付的费用通常大约在**以内，新型节能灯运行费通常在**元以内等等。
其三，公共产品的效益与成本对比关系。选民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是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取决于他从特定规模的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好处与所必须支付代价的权衡。出现“平摊下来每月不到一块钱的电费，850户居民中却有十分之一拖着不交”的现象，实为居民个人理性选择。在现实中，成本效益对比关系涉及个人税收份额大小与效益分布状况因素。
一方面税收份额作为选民必须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首先刻画了选民的预算约束与支付能力。正如同经济学基础中常甄别的两个概念――需要与需求一样，一个人可以有许多许多的需要，但只有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越是低收入者，对价格及其边际变化越敏感；反之，亦反是。这一条件还指向了税收份额的分摊的原则，是按受益原则，还是能力原则，或是平分原则，决定了选民对此的不同选择。一年几元到几十元的费用并不是很高，但因“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社区安总电表，费用由用灯居民协商、平摊”，这一方式客观上为部分住户投反对票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楼道灯的收益状况，与楼层高低成正比，楼层越高受益越大；与住户进出的频繁程度正相关，进出越频繁受益越高。这表明，它是一种受益度较为集中的产品，高楼层的住户、频繁进出的住户倾向于赞同供给，相反，低楼层的住户和偶尔进出的住户会持否定的立场地。
客观上，楼道灯的对各楼层居民的好处并不一致，楼层越高，受益越大，但相应的“税收份额”却通常采用平均分摊的方式，致使少用的居民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同时，对这些小区居民而言，不管是原住户还是承租者，受收入的影响，普遍都对价格敏感。而对不少打工的租房户而言，一天可能就是上下班进出两次，对楼道灯的需求下降。
这几大因素的复合，往往致使老小区楼道灯供给不足。在这一反复选择过程中，受伤的，毫无疑问，决不只是楼道灯，它更多地导致的是人情的冷漠与邻里关系的恶化。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相互助长与复合，最终使楼道灯“亮”还是“黑”的自由选择和反复博弈，锁定在了“黑”的恶性均衡中。打破这一锁定，不仅需要技术进步带来的使用成本节约、实施中的信息透明及感觉公平等来强化理性因素，更需要通过新的制度创设、或新型“集体行动的工具”的引入并借助联合博弈的方式来弱化非理性因素。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5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