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莎士比亚戏剧

经济学理论需要抽象、升华和概括，得出的结论通常使用逻辑的科学语言，要求准确、缜密、规范，这给通俗易懂地阐述经济学原理带来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是，经济学文章毕竟不同于数学，它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结论，它的每一个定义和公式，都与活生生的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只要运用扎实、丰富的材料，采取明快简洁的表达方式，是可以写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①]

这里，试图通过分析《资本论》大量援引莎士比亚戏剧，从一个侧面反映马克思是在“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②]在不断激发读者阅读兴味，引人入胜中，建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

一、《资本论》引述最多的文学著作是莎士比亚戏剧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光辉的科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艺术水平很高的文学作品。它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中，对各个阶级及其代理人不同容貌的刻画，全是文学的语言和笔调，日本剧作家阪本胜曾以此为蓝本，于1931年写成《戏剧资本论》，首次尝试把《资本论》搬上舞台。德国政论家梅林说过，《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和货币的几章，在创作技巧上是很高超的，能够比得上这几章的世界文学创作，是不太多的。《资本论》在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常有丰富的旁征博引，除了大量事实和数字外，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事件、人物、妙语警句，提到过荷马、贺雷西、但丁、歌德、海涅、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莱辛、塞万提斯、笛福、席勒等三十多位作家的五十余部文学著作。据我初步统计，《资本论》引述最多的文学著作要数莎士比亚戏剧，见有十六处。[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援引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作品，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而是由《资本论》的本身目的决定的。《资本论》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既是剑，又是铠甲，“是进攻和防守的武器。”[④]但它只有被无产阶级理解、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实践表明，普通工人能够很快掌握表达得浅显易懂的科学道理，但对那些象牙宝塔中的纯理论的“高深学问”，则会敬而远之。恩格斯在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传播的动态时，就反映过这种情况。他说“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⑤]接着他用很大篇幅描述德国画家许布纳尔如何用艺术作品生动、明白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特别是，许布纳尔创作的一幅反映西里西亚织工向厂主交亚麻布的画，把冷酷、富有的资本家与广大绝望、贫困的纺织工人作了鲜明的对比，宣传效果十分显著，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⑥]

为了使普通工人都容易理解《资本论》，迅速用《资本论》的革命道理武装起来，马克思说过：“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⑦]《资本论》经过反复推敲脱稿后，马克思又把某些特别抽象、深奥，比较难懂的地方作为修改的重点，力避工人难懂的语言和表达形式。

二、《资本论》援引莎士比亚戏剧作比喻

要把一些复杂的经济问题说得浅显易懂、简明透彻，除了层次分明、例证具体，还必须有丰富的生活化的语言。马克思很重视用语的明朗、准确，常常花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一个确切的字眼，力求用最少的词句来包含尽量多的内容。他经常阅读歌德、莎士比亚、但丁、莱辛、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是他的语言教师。马克思特别热爱莎士比亚，称其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⑧]

莎士比亚的剧作文字生动，语汇丰富，其中有典雅的诗句，长篇的独白，粗俗的散文，市井的俚语，既有哲理深邃的宏论，又有情意缠绵的柔音。马克思曾经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戏剧，连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他还花过很大功夫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并加以分类，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再重读一遍，许多名句能够背诵，可以随时引用。

由于马克思刻苦学习并掌握了丰富多彩的语言，所以他能自由灵活地选择比喻、拟人、夸张、双关等修辞方式，用清新活泼的文句把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来。《资本论》不少地方援引莎士比亚的剧作做比喻。莎士比亚戏剧经常在西方舞台上演，剧本流传很广，普通工人都比较熟悉，用工人熟悉的故事及艺术形象的典型语言来作比喻，可使复杂抽象的政治经济学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引人入胜；使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味。一个贴切的比喻胜过千言万语的干瘪说教。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困难时，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情人的悄悄话作比喻。该剧有这样一段描写：伊吉斯把女儿赫米娅许给狄米特律斯，但赫米娅自有心上人拉山德。伊吉斯向雅典公爵忒修斯控诉女儿背叛封建礼教，不肯服从父亲包办的婚姻。雅典法律规定，父亲对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对于违抗父命的要处死刑或罚作僧尼。忒修斯援引法典对赫米娅做出了终审判决：“丢开你的情思，依从你父亲的意志，否则雅典的法律将要把你处死，或者使你宣誓独身。”但是这严厉的判决并没有扑灭拉山德和赫米娅爱情的烈火，拉山德劝慰赫米娅说：“唉！我在书上读到的，在传说或历史中听到的，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⑨]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中，商品生产者一方面是社会生产者，另一方面又是独立的私有生产者，他的产品首先属于自己占有，同时又是为社会所生产，必须在市场上卖出去，换成货币，否则可能亏损甚至破产，可见商品总是爱着货币的。但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带有很大盲目性，使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变得极为困难。因此，虽然商品衷心爱着货币，然而“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⑩]马克思在这里借喻拉山德劝慰赫米娅的话，生动地说明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货币”这阶段既重要又困难。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高利贷者，凶狠奸诈、吝啬刻薄，没有一丝慈悲心，他的语言很有特色，《资本论》从不同角度多处引作比喻。

夏洛克对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取利息，无形中压低了威尼斯城里高利贷者的利息率十分恼恨。一天，他趁安东尼奥帮助朋友筹措婚事费用前来借钱之机，诱逼其签订了一具契约，契约上规定三个月到期不能还钱，夏洛克就可以从安东尼奥的心口上割下一磅白肉，作为处罚。当安东尼奥一艘满装着货物的大船在途中触礁不能如期偿还债款时，夏洛克拒绝任何调停，一手拿刀，一手提秤，残忍地坚持要按契约执行处罚，企图置安东尼奥于死地。

夏洛克在法庭上说：“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对了，他的胸部，契约上是这么说的！”[11]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这一章，分别于两处引用了这段话，揭露资本家象夏洛克欲按契约割债务人的肉一样，不顾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角度提出的抗议，死死抓住1844年工厂法的条文不放，想方设法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剥削童工和女工，残酷地榨取工人的血和肉。

《威尼斯商人》剧情的高潮时刻，法官抓住夏洛克手中的契约只写明取债务人的一磅肉，没有允许流一滴血，要求夏洛克严格按约割肉，既不能超过一磅，或少于一磅，更不能流一滴血，否则财产充公，连生命也要听从发落处置。这样，夏洛克不敢再固执契约上的规定，只要求索取本钱，但法官接着说：“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夏洛克正好触犯了这一条法律。这时，夏洛克说：“不，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了去吧……你们夺去了我的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12]

《资本论》在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时指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使生产过程简化，资本家可以雇佣大量女工和童工。妇女、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压低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把更多的男工排挤出工厂。机器生产使工、农业中小生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大批破产的小生产者同找不到工作的工人一起形成了失业大军。机器大工业使工人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了上述夏洛克反对法庭判决时所讲的那句话：“你们夺去了我的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13]他用生动的文学语言来比喻抽象的经济理论，帮助读者加深理解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者日益陷入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

马克思还借用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中道勃雷的话，讽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愚昧、无知和庸俗。道勃雷是个自负而愚蠢的警吏，他假充斯文，附庸风雅，讲话唠唠叨叨，错误百出，他在街道上巡视时，问一起来的巡丁道：“你们看来谁是顶不配当巡丁的人？”巡丁甲答：“回长官，修·奥凯克跟乔治·西可尔，因为他们俩都会写字念书。”道勃雷接着说：“过来，西可尔伙计。上帝赏给你一个好名字；一个人长得漂亮是偶然的运气，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14]

显然，道勃雷把事情说颠倒了。然而，这种事实颠倒的说教，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特有本领。他们说：“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15]事实正好相反，价值是人的属性，不是物的属性。而使用价值即物品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效用，不是人的属性，而是物的属性。马克思引用了道勃雷的话：“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16]十分形象地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价值本质的愚陋见解，恰似道勃雷那种事实颠倒的瞎扯。

作为比喻手法的延伸，马克思曾以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形象反衬经济概念。他在分析价值形式时说：“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17]桂嫂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野猪头肉店女店主，是个毫无城府的实心人和快嘴婆娘。《亨利四世》上篇第三幕，吹牛家福斯泰夫在吵嘴中骂快嘴桂嫂是水獭，“因为她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东西。”快嘴桂嫂反驳说：“你这样说我，真太冤枉人啦。你们谁都知道我是个老老实实的女人，从来不会藏头盖脸的，你这恶棍！”[18]

马克思用快嘴桂嫂从反面衬托商品价值对象性的特点。快嘴桂嫂从来不会“藏头盖脸”，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她。但商品价值却不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不管人们怎样颠来倒去端详商品，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价值的，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与商品相交换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三、《资本论》用莎士比亚戏剧作镜子揭露剥削者的丑恶嘴脸

莎士比亚笔下刻画了各阶级、阶层的人物，而且人物性格多样，极富个性。尤其是各种类型的丑角，既可憎又可鄙可笑，给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亚通过丑角的艺术形象痛快而有力地鞭挞了没落的封建贵族及其奴才走狗。

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最后的垄断阶段迎面到来，资产阶级也由新兴的阶级日益趋向反动没落，逐渐暴露出假恶丑的本质。此时此刻，莎士比亚戏剧中代表封建势力的丑角艺术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真面目。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类剥削者的言行举止，把其中的一些与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丑角对号入座，让读者在似曾相识的联想中迅速认清剥削者的丑恶嘴脸。

在英国，有个时期大地主为了摆脱济贫税，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于是建筑投机家和大量小房主，把拥挤污秽、破烂不堪的小屋租给工人们，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一些大资本家对此会伪善地耸耸肩膀，做出鄙夷的样子。然而，他们心里十分明白，那些禁止工人入内，专供他们享用的乡间别墅、游赏村庄，正是大地主赶走当地居民，迫使工人挤进贫民窟而形成的。这些英国大资本家正和夏洛克一样：伪善、狡黠、刻薄，恪守利己主义，所以，马克思称其为“显贵的夏洛克们。”[19]

十八世纪末，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农业工人的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至于付给临时雇用的农业短工的工钱更是低于最低限度。他们在利用“法律”规定的工资率并为自己辩解时，自相矛盾，丑态百出，马克思根据这些人的愚妄行径和奇谈怪论，把他们写成“英国的道勃雷们。”[20]马克思还把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量刑没有统一法度的英国地方法院的官员，叫做“地方上的道勃雷。[21]”

其他象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瑟·杨格试图以统计资料来证实，必须把工人整个星期都送进作坊、习艺所，强迫他们每天劳动十四小时，对这种攻击、非难工人的谬论和竭力为资本家阶级效劳的卑劣做法，不禁使人想起莎士比亚《汉姆莱脱》中的普隆涅斯。普隆涅斯是一位狡猾多嘴的御前大臣，为了保住高官厚禄，对奸王克劳迪斯阿谀奉承，献策告密。马克思为了提醒读者注意阿瑟·杨格此时的所作所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的一处注里写下：“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22]

四、《资本论》以莎士比亚戏剧内容作例证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新颖结论，都是从分析、归纳和综合丰富、齐全的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同时要论述某个观点也需要大量确切可靠的统计数字、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事实加以证明。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他在写作《资本论》的四十多年研究中，阅读了两千余册有关的经济著作，并从四千余种报刊杂志中寻找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资料，写下的提纲、手稿、札记、短评至少有一百多个笔记本。恩格斯说，马克思仅仅为了研究资本流通过程的某些问题，搜集到的资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23]马克思每阐释一个论点，总是力求逻辑地思维和明确地表达思想，在堆积如山的材料中严格筛选论据。他首先考虑论据材料的真实可靠、确切有力，同时兼顾形象生动、风趣幽默。马克思为了使读者尽快理解自己的观点，还经常援引普通工人都熟悉的文学作品做证明材料，《资本论》中就有几处来自或涉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引证。

《资本论》在分析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时写道：“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24]马克思为了浅显易懂地证明这个观点，在一个注脚里，援引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主人公泰门一段诅咒黄金（即货币）的话：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25]

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存在，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性质都是相同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在《资本论》正文中，首先点出莎士比亚笔下封建社会高利贷资本势力的典型代表夏洛克，同时用较大篇幅分析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家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手段与夏洛克一模一样。接着他又在注脚里说明，早在奴隶制的古罗马时期，就已出现高利贷资本残酷剥削平民的现象，甚至那时的法律条款对此也有明文规定，例如，罗马共和国在公元450年编成的“十表法”（当时用十块铜牌刻载，竖立在古罗马广场上，后来又增加两条，也就是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其中第三表规定，债权人可把无法偿还债务者降为奴隶，剥夺其自由，戴上重达十五磅以上的枷锁，几个债权人可将债务人碎尸分身等等。这里的残暴和贪婪，比起夏洛克来毫无逊色之处，马克思醒目地称之为“夏洛克式的十表法，”[26]并以此承接正文中的分析，从而证出结论：“无论资本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27]

《资本论》中，马克思恰到好处地援引了大量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作品，有的用作比喻，有的用作比较善恶的镜子，有的用作例证，使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使抽象难懂的经济理论变得浅显明白，易于理解，使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由此可知，马克思不但重视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科学、严谨，而且注意生动、通俗。他那广阔无涯的思想力连同严密如铁的逻辑，通过洗练简洁、明快动人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文章，就像中秋时节的钱江潮滚滚向前。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