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的三十年情谊

与时代同行的三十年情谊

唐荣汉[1]

一、计划经济年代初结情愫

张明龙教授是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

在我本科的一、二年级，我们的主课是历史和哲学，我的读书兴趣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不但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内的历史书籍，也读了大量诸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课外读物，还读了许多象《隋唐演义》、《西行漫记》、《金陵春梦》、《拿破仑传》等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阅读的哲学书籍不光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等规定书目，还找来不少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等西方哲学家的代表作来阅读。课余还试着写作有关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到了三年级第一学期，张明龙老师和周伟林老师开始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结合课程内容，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周老师则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资本论》严密而优美的逻辑，西方经济学清新的思维和观点，深深地吸引了我。此后本科阶段的学习，我虽然还会涉猎文史哲方面的书籍，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一些经济学著作的学习上，《资本论》一、二、三卷和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三、四年级时艰难地读完的，毕业论文的选题也很自然地落在了有关经济学的范畴内，题目为《虚假的社会价值刍议》，该论文正是由张老师指导。不但如此，尔后无论是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还是在哪里工作，我都与经济学（经济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我以为，张老师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经济生活，近三十年的经济学教研生涯，张老师对身边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我们听张老师讲经济学的那个年份，师大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刚刚起步，师资和教研条件相当薄弱，但是老师们还是坚持每年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和实习。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1983年春天，在张老师和鲁厚达老师的安排下，我和班里的八九位同学，到浙江江山县的保安公社（当时正由公社变乡的时候），进行了长达近半个月的农村调查和实习。我们乘的是一周才有一趟的山区长途车到的保安，吃住在公社办公房隔壁的戴笠旧居（现在已是旅游景点了），大概隔一、二天我们就要翻越一次仙霞关，到山那边的龙井、龙溪、达坞等村（那时还叫大队）走村访户，有时也帮农民干点杂活。那次调研回来后，我写了有关发展山区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的调查报告。去年，我又一次去了保安乡，它现在的山区经济、多种经营的确发展得很好，令人欣慰。

可能正是张老师和他的同事们，这种对周边现实经济生活高度的关注，以及投入的热情和执着的坚持，浙师大才创建了浙江省第一个区域经济学重点学科，并把第一个经济学硕士点定在了区域经济学。

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频繁交流

离开浙师大后，与张老师见面频率最高的是1990年下半年至1992年上半年，那两年，张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而我则刚从该系毕业，分配到原国家商业部工作，因当时我还未成家，不出差的周末也时常回人大，因此与张老师经常见面。

在人大做访问学者的那两年，张老师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模式上，巧的是，我当时工作所在的司局就叫规划调节司，其基本职能既有计划成分，也有所谓市场调控功能。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司局称计划司，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才改为规划调节司，1992年春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我们司的部分力量为基础，成立了全国商品市场建设办公室，我被调入该办公室并任副主任。那一阵子，到人大和张老师见面，既有寒暄，也多有讨论和请教，尤其是在有关市场运行机制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那段时间里，我参与执笔起草了全国商品市场发展规划，结合工作体会，还发表了有关我国商品市场发育及对策的文章。

张老师关于计划与市场“水乳交融式”结合的观点，也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在1992年下半年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之前，有关计划和市场结合模式的讨论，始终困惑着中国的经济学界。事实上，不但在中国，西方经济学界，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也是层次分明的。从对市场信仰的角度来划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不相信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学派是半信半疑，主张政府干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是非常相信市场，但也认为在必要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比如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走出低谷；而奥地利学派则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是彻头彻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派。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不论哪个学派如何论说市场和计划，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或重或轻，两者总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我看来，张老师有关计划与市场“水乳交融式”结合的观点，至今仍有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加入WTO之际偶尔相见

顺应市场化改革之大势，我于1993年春离开了政府机关，此后的六、七年一直在期货市场一线从事实际工作。2001年5月，我们公司的管理总部从海南迁到上海，同年的8月和10月，我和张老师在上海和金华分别有两次见面，他一方面很关心我的工作，每次都问及我们公司迁至上海的动机和打算，也与我探讨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挑战和机遇，应该说这也是我当时关注比较多的宏观问题。尽管由于体制和业务调整所困，我们公司的业务，并没有充分享受到上海国际大都市的优势，但当时对融入全球化的思考，对我们公司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大有裨益。

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工业化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它从根本上造就了，2002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那是一个战略性的拐点。我们都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这种外需拉动、主要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带来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许多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结构、城乡及区域结构很不合理，经济粗放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同时，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变革，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四、金融风暴来临时共商良策

我与张老师的最近一次见面，是在金融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2008年9月25日，应张老师的邀请，我去台州参加了他主办的企业家沙龙，并就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调整的话题做了主题发言。我当时的观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基于人口红利效应减弱、外需疲软、制度创新空间变窄等因素，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速度将低于以往，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调整。活动期间，张老师还介绍了几位台州的企业家与我认识。

虽然，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近十万亿元的信贷刺激计划等政府干预措施，很快把中国经济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消除。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有些反而加剧了。中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把“调结构、促消费、惠民生”、实现经济转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认为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作为投资界人士，我把这一次实施战略性经济转型，视作与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中国加入WTO具有同等意义的历史性事件。虽然前行之路荆棘丛生，但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一定充满希望。不知张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期待下次见面再请教。

欣闻张老师将迎来六十华诞，我与张老师相识也有三十年，特作短文如上，以表达我对张老师的诚挚谢意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