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的位置: 站点首页 > 名家讲座 > 阅读正文

第四次宏观调控及其主要对策

发布人:zml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25日 19:20:20  浏览量:

(一)第四次宏观调控的任务与起因

1. 第四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第四次宏观调控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历时3年多。其主要任务,是恢复被“大跃进”打乱了的正常经济秩序,纠正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本次宏观调控初期,提出了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此后数年,大力收缩基本建设战线,对亏损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加强财政和银行的集中管理,并采取若干临时的高价措施,回笼过多货币。

2. 第四次宏观调控问题的形成原因。

这次宏观调控起因于1958年的“大跃进”。 “大跃进”期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出现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⑴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超速增长。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比“一五”时期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快两倍多。⑵农业发展速度放慢,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下降。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2.4%,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整整下降了9个百分点。⑶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积累率迅速上升,全国投资总额高达269亿元,比上年增加126亿元,增长87.7%,积累率由上年的24.9%提高到33.9%。⑷忽视经济效益,造成财政虚假收入。由于片面追求速度,工厂粗制滥造的产品,交给商业部门,实现利润,又实现税收,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积压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经实际核实,当年收支相抵,存在21.80亿元赤字。⑸财力和管理分散,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减弱。

1959年,重工业继续以“大跃进”的速度上升,它的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0.7亿元,增长30%。积累率上升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而农业遭到自然灾害,其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这使得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状况更趋严重,进而导致建设规模与国力完全失去平衡,财政赤字高达65.74亿元。

1960年,由于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继续跃进”,农业继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大幅度减产,轻工业生产出现倒退,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状况。财政出现81.8亿元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普遍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尽管7月的北戴河会议就已提出宏观经济的调整方针,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调整措施并没有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致使这一年的宏观经济运行遇到了严重困难。

(二)第四次宏观调控前期的主要对策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确定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审议1961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正式宣布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着全国各地全面贯彻这一方针,宏观经济失衡势头得到了控制。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其产值比上年下降46.6%。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回落,比上年减少261亿元,下降67.2%。积累率也随之比上年降低20.4%,仅为19.2%。经过调整后,宏观经济运行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好转。

1962年,宏观经济调整进入关键性阶段,各级政府在全面、扎实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调整措施。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以下政策和措施:⑴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⑵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⑶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削减粮食征购量,对农民实行退赔,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⑷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

(三)第四次宏观调控后期的政策措施

1.按照宏观调控要求大幅度调整计划指标。

1962年4月25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的调整计划。1961年12月,国家计委曾将1962年计划草案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审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第一季度生产建设的实际情况,国家计委对原计划草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主要内容是: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用来增加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⑵尽可能安排较多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按照调整计划,拟为市场多增加19亿元的商品。⑶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分别比原计划降低了5%~20%。⑷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特别是缩小了重工业、交通部门的建设规模。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由原来的60.7亿元,削减为46亿元,减少14.7亿元,其中重工业、交通部门减少10.5亿元,占全部削减投资比重的75%。另外,自筹资金控制数确定为2亿元。

有关资料表明,1962年的计划,尽管作了这样大的调整,但是还有很大的缺口。例如,煤炭差300万吨;钢材差100万吨,需要动用库存解决;木材,仅统计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两个方面就缺100多万立方米。就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来说,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不协调。

中央在审查时认为,在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计划完全不留缺口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许多问题是几年积累起来的,不是一年所能解决的。因此,中央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调整计划,并下达到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2. 按照宏观调控要求充分挖掘物资潜力。

⑴发出《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196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这个文件。它针对当时一方面物资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物资分散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机关、团体,没有发挥作用,并且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各单位虽然都进行了多次物资清查和调剂工作,但还不彻底、不全面。

文件规定,这次清查范围,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企业核定固定资产和核定流动资产以后多余的物资,关闭的企业或车间的物资,都按照物资经营管理的分工,由各有关部门分别组织收购处理。收购物资所需资金,由财政部统一解决,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亏损处理必须慎重,应该发动群众反复清查落实之后,才能报批。清查处理步骤,大体上可以分清查、处理和总结三个阶段进行,各单位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反复交叉进行。

⑵公布《关于国营企业在清仓核资中对物资损失的财务处理办法》。1962年4月6日, 财政部根据《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精神,颁布了这个《办法》。它决定自1962年第一季度起,国营企业各单位在清查物资的同时,对历年遗留下来的物资损失也要进行彻底清查处理。其目的是为了核实企业的材料物资,促进企业健全各种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物资管理。

⑶196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妥善保管、处理停建下马基建单位和关闭停产企业的物资。该指示规定,这些单位的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必须彻底清点,编制成册,分别报送上级主管机关、物资管理部门和商业部门,听候统一调度处理。对于这些物资的处理,属于地方企业、事业单位的,要经过省、市、自治区的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批准;属于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要经过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和商业部门批准。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动用、转让、出卖,不得损坏和私分,各有关企业要指定得力的干部和工人,专职负责,切实保管好这些物资。

⑷公布《关于收购国营企业积压物资的资金供应办法和销货收入处理办法的通知》。1962年7月21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这个《通知》。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企业的积压物资,由国家物资总局、企业主管部门供销机关和一机部成套局等单位分别收购。《通知》对收购积压物资的资金来源、销货收入处理办法作出规定:

物资总局收购企业积压物资和正常周转物资所需资金,60%由财政拨给,40%由人民银行贷款。企业主管部门供销机构,收购“特准积压物资”所需资金,全部由财政拨给。收购其他积压物资所需资金60%由财政拨给,60%由财政拨给,40%由人民银行贷款。一机部成套局收购物资所需资金,全部由财政拨给。

企业所取得的积压物资销货收入,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开立专户,先清偿货款和欠款,然后依次交税款、归还到期贷款,补交利润、基本折旧基金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由当地银行进行监督。

3.运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⑴公布《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1962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这个文件。它在阐明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错误作法的规定中,重申了十条禁令:不许挪用应当上缴的税款和利润,不许挪用银行的贷款,不许挪用应当归还其他单位的货款,不许把生产成本范围以外的任何开支挤入生产成本,不许挪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不许挪用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不许自行提高企业各项专用基金(附加工资、大修理基金等)的提取比例,不许挪用企业的“四项费用”,不许挪用基建单位储备材料和设备的资金。同时,还作出以下规定:切实扭转企业大量赔钱的状况,坚决制止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贷款,坚决维护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切实加强财政监督。

⑵通过发布《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来压缩公用开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个文件中,提出12条压缩公用开支的措施: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立即彻底清理机关仓库;全国各级招待部门库存备用的高级物品一律冻结,听候调作国内外市场商品处理;所有撤销、停办的单位,其房屋、家具、设备、物资一律冻结,报上级听候处理,不准分散转移、乱拿乱用;坚决贯彻中央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的指示;专业会议要尽量减少;大力压缩差旅费开支;工作人员一般不准住饭店写文章、看文件;所有办公用房、集体宿舍和个人宿舍,除漏塌必须维修外,一律不许扩建、改建、粉刷和油漆;彻底整顿刊物和资料,节约纸张;节约电报、电话、用车、用电、用水的费用;各单位制定节约计划,定期检查。

⑶发出《关于坚决执行国家计划和预算,严格管理资金和物资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2年12月25日发出的。它规定:1963年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批准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办事,不许层层加码,不许打赤字预算。用自筹资金安排基本建设,要在国家财政制度许可的范围以内,要有当年可靠的收入来源,并且一定要纳入国家计划。支援农业的资金要分期分批拨款,从严掌握。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无权挪用各经济部门的物资和资金,无权擅自减免税收。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必须管严、管实、管好。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切实加强公社和生产队的财务管理。

4. 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⑴公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这个文件。其主要规定是: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利,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报告货币投放、回笼和流通、工商贷款、工资支付、企业亏损及弥补等情况,并报告违反制度把银行贷款挪作财政性开支的情况和其他重要情况;在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

⑵公布《关于恢复建设银行机构加强领导的通知》。1962年3月28日,财政部发出了这个《通知》。它指出,为了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监督工作,严格执行国家计划和预算,财政部对建设银行的领导关系问题,做出规定:机构建制:恢复建设银行的建制。领导关系:建设银行实行垂直领导。干部编制: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编制,由总行管理,支行、办事处的干部编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统一管理。放款基金:财政上拨给建行的放款基金,一律由总行管理。

5. 运用投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⑴公布《关于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中共中央在1962年3月20日发出了这个《通知》。它指出,不顾国家困难,继续扩大计划缺口的分散主义行为,必须严格禁止。正在建设的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堂、馆、所,不论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中央重申,建设大中型项目,都要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中央局批准,中央各部直属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批准。凡未经批准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和银行不得付款。

⑵批转《关于清理基本建设单位拖欠贷款的报告》。1962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共同起草的这个《报告》。它根据不同情况,提出清理基本建设单位过去拖欠的贷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堵塞拖欠贷款的漏洞,防止发生新欠的措施,提出今后凡未经中央批准,自行扩大基本建设工作量的,以违反党纪国法论处。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指出:由国家财政动用一部分上年结余解决基础建设单位拖欠的贷款。“这种做法,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后,基本建设单位订购设备,必须持有建设银行签证,证明该项目已列入国家计划,并已批准拨款,否则生产企业和对外贸易部不得接受订货。违犯规定的,必须以必要的纪律制裁。

⑶公布《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通知》。这个《通知》,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2年12月10日发出的。它规定:从1963年起,各部门、各地区进行的基本建设,一律按规定程序办事。设计任务书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所有预备项目,以及设计任务书和设计文件逾期不报和未经批准的续建项目,建设银行和物资部门不得拨给工程款项和材料、设备。还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经济合同,各生产企业必须按合同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订货部门必须按时提货和交付贷款,严格执行合同,一律不准退货。在执行合同中发生的纠纷,由各级经济委员会予以仲裁,各地人民银行或建设银行,负责执行各级经济委员会的决定,扣付贷款。并责成国家经委,根据《通知》精神,制定国民经济各部门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具体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⑷公布《关于1963年用自筹资金安排基础建设投资的通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在1962年12月11日发出了这个《通知》。它规定:凡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资金来源必须正当,数字必须落实;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一般应当用于地方性的当前急需工程(指小型项目或补充国家计划中大中型项目的不足);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所需设备、材料,国家不予分配,由各省、市、自治区利用积压的库存物资解决;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在资金、材料、设备落实后,由地方按基建程序,编制计划,报中央有关单位审查并提出意见。自筹资金必须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款,专户存储,先存后用。

1962年是第四次宏观调控过程关键性的一年,由于全面、扎实地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250亿斤,生猪比上年增加2440 多万头,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2%。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都开始有所改善。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35%,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所回升。基本建设投资比已经大幅度缩减的上半年又下降44.1%。财政收支相抵,结余8.3亿元。市场通货增加的局面开始扭转,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减少19.2亿元,下降15%。

196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工业发展,以及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使其成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本次宏观调控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了正常,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